□徐劍梅
  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議“將女性產假延長至3年”,讓產假成為輿論熱議話題。我在英國工作時發現,產假其實也是英國人關心的重要福利。只不過,他們更關心該給爸爸們多久產假,該怎麼鼓勵父親多花時間精力帶孩子。這不僅體現了英國人希望父親更多參與照顧新生兒的觀念,也有對提升婚姻和家庭質量的考量。
  說起來,唐寧街對英國產假制度的貢獻很大。早在1999年,工黨政府就通過新法律:父親在孩子5歲前享有13周帶薪休假;次年春,英國從主流到八卦媒體同時起哄,時任首相布萊爾的妻子謝麗·布萊爾即將生下第四個孩子,也是150年來唐寧街10號迎接的第一個新生兒,布萊爾該不該帶頭休產假呢?
  妻子帶頭施壓,公開呼籲丈夫為幾百萬英國爸爸做榜樣,讓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著實糾結。但是,善於變通的布萊爾最終決定選擇“第三條道路”——既不停止首相的職責,也要多花點時間陪太太和孩子。布萊爾對產假制度的調整,後來讓現任英國首相卡梅倫平白撿了個第一——“第一位休產假的在任英國首相”。
  2010年,卡梅倫的小女兒呱呱落地,他把政務一股腦兒地交給了副首相剋萊格打理,自己陪伴妻女到康沃爾逍遙了兩星期。順帶說一句,英國產婦們沒有坐月子的習慣,也沒那麼多忌諱,剛生完孩子就推嬰兒車逛超市的新媽媽有很多。
  2011年,卡梅倫政府再推新政——如果妻子沒休完一年產假就上班,丈夫可以接著休,最長可休半年。媒體引用相關研究稱,宣稱爸爸照看的孩子會更聰明、更健康;英國社會對奶爸們也很待見,給他們起了一個很潮的名兒:“酷爹”。對英國政府來說,鼓勵父親照看新生兒,與鼓勵婚姻和家庭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。
  這些年,不論工黨還是保守黨坐鎮唐寧街,英國對婚姻形式更開放寬容,政策也向鼓勵婚姻和家庭方面傾斜。從“父親產假”到“婚姻減稅”,從兒童津貼到遏制家庭過度負債,都體現了這一取向。
  其實,英國並非“父親產假”的先行者,相反,在西方國家裡,英國的步子不算大,邁出的時間也不算早。當年,謝麗呼籲布萊爾使用“父親產假”時,時任芬蘭總理利波寧已經為二女兒的出生專門請假陪伴妻子。挪威更是早在1993年就立法強制爸爸們休產假,如今挪威父親必休12周產假,而且九成父親都會使用這一假期。北歐國家的幸福指數高,這項社會福利估計也有不少功勞。
  不過,各國國情不同,發展階段不同,有能力提供的社會福利水平也會不同。一項看上去很美的決策,在不同國家,很可能產生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連鎖反應或副作用。歐洲的高福利令全世界都艷羡,但歐洲人自己在檢討為何發展活力不及美國時,卻紛紛批評社會福利過高,成為歐洲發展的包袱。個中道理,令人深思。
  回到中國的產假話題,且不說以我們發展中大國國情,我們的社保體系也沒有能力負擔“三年產假”這種超過所有發達國家的福利。就以現在的實際情形而論,全國各地不知多少體制外的職場媽媽因生活現實所迫,不能休滿國家規定的各種假期;不知多少職場父親,把照料孩子和陪伴妻子的責任,轉交給了丈母娘。
  正因如此,與其討論“三年產假”這種短期內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的提議,倒不如立足中國現階段的國情,先把本該做到位的福利給保障好。比如,從制度層面想想辦法,如何讓每個中國職場媽媽都能休滿98天法定產假;再比如,想辦法讓更多中國職場爸爸,也能懂得照顧新生嬰兒與新晉媽媽是他自己的責任。
  (原標題:從英國首相的產假說開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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